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亮点

会议指出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，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，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。

从2011 年开始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基调就一直维持“稳中求进”。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看来，尽管今年“稳中求进”提法没变，“但基于现存的经济问题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，这是个创新之处”。

祝宝良认为，中国经济面临需求问题和周期性下行问题，但更多反映为供给侧的问题、结构性的问题。在钢铁、有色、化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，国内还存在高质量和个性化商品供给不足问题，导致了大量消费外流。有的产业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，有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。“政策都是奔着问题去，正是因为当前的这些问题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。”祝宝良说。

对于供给侧改革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，近年来由于我国一般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，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，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，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系，通过市场化、法制化、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、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。并且，政府、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，来实现这样的改变。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经营环境的准备，靠提高核心竞争力、提高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来获得成功。

会议指出：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。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，打出“组合拳”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，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，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。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，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，尤其是金融资源。在一些过剩行业中，效率低、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，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。另一边，行业内效率高、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。同时，落后产能的存在还使得市场供需失衡、产品价格持续回落，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，最终影响到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。

要真正将落后产能淘汰出局，应按照企业主体、政府推动、市场引导、依法处置的办法，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有序处置。国家还可以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、不良资产处置、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，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和地区，给予一定的支持。同时，要严格控制增量，防止新的产能过剩。

在企业销售业绩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的背景下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，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。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、做到放管结合，并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等，逐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在财政可承担和社保基金运行可持续的前提下，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社保费率。政府还应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等方式，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。

随着煤炭、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，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，我国电力价格也还存在一定的下调空间。此外，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、大力发展电商、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等，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会议指出：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表示，当前，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，传统增长力量减弱形成的经济减速带急需创新力量加速成长以弥补。中央在部署2016 年经济工作时，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企业优胜劣汰。创新与淘汰是并行的，没有淘汰，没有退出机制，创新就没有足够的空间。大量的落后产能背后是资产和债务的固化，这些都会严重侵害经济肌体。创新就是要用良币驱逐劣币，国家的责任则是要为劣币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体系，让创新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，虽挑战巨大，也有风险，但势在必行。

对于政府来说，更要积极转变角色。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，需要市场主体自主决策、自担风险。政府不要代替市场主体决策，不要冲在一线主导创新活动，而是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构建一个甘愿创新、自担风险的外部环境。构建创新环境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如提高行政效率、公平配置土地等生产资源、保持司法公正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。这些工作对吸引创新企业非常重要。政府还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持社会机构搭建诸如人才、技术、投资、教育等服务平台，为创新者服务。总之，必须破解限制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，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，通过优化劳动力、资本、土地、技术、管理等要素配置，彻底激发创新活力。

会议指出：推进结构性改革，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。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，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。

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，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，承接“十二五”、开启“十三五”，2016 年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尤为关键。像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，促进产业优化重组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着力补齐短板等，这些都需要坚定改革信念，建立改革激励机制，鼓励地方改革试验，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，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。

会议强调，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，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。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，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重点。我们当前既面临稳增长、调结构的压力，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，需要改革来发挥牵引作用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，对于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，对于激发企业活力，都有重大影响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，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，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，使得事权与财权相匹配，有利于地方发展，也有利于提高财政运行效率。此外，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，加快推进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监管体制转变，对经济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影响。推进改革，还应加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。要放开服务业价格的管制，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，政府是关键。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，推进监管转型，才能激活市场、解放企业。

会议指出：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，实行减税政策，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，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，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。

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，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，2016 年需要更有针对性、更加适度和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。

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。新增部分应主要投向“促转型”“调结构”重点支持的领域。在方法上，可加大财政赤字、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，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。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，可以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，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。同时，通过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，比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，释放非金融类资本和金融类资本增加财政可用资金，还可以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，以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
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。应兼顾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、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、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三方面平衡。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，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。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力度，应进一步灵活发挥结构性工具“精准定位”的优势。祝宝良认为，从2010 年开始，中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，今年的措辞没变化，但内涵上有新意。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侧重于减税而不是更多地扩大支出，这样才能减轻企业负担，支持其去杠杆去产能。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旨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。”

会议指出：要抓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落实，发挥好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，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。

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、政治生态迥异、利益诉求多元、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。完善合作机制，包括建立多层次、多种形式的新合作机制，同时充分利用和发挥好现有双边、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，是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保障。

2015 年，“一带一路”取得了积极进展，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为“一带一路”绘制了美好的蓝图框架。2015 年前10 个月，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，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稳步推进，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成形。展望未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还是要以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，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。

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，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、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，加强和沿线国家的电力输送、光缆通信等方面的合作。

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，要推动实现相互扩大市场开放，加强海关、检验检疫、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。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合作，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，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、改善民生。

资金融通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支撑。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，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。